“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中给予上述说法。他还指出，要真正实现建设创新国家的目标，“我国现在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科技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程津培也曾列出过一组数据：我国每年对设备的投资中有60%是国外进口的，特别是在高端设备领域，光纤制造设备 100%进口，集成电路85%进口， 纺织品是我国的强项，但设备进口达到70%，石化设备80%进口，高端的医疗设备差不多90%到100%进口。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科技部网站上公布的数字中发现，2002—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逐年增加，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光电技术等领域都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

　　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2002年的进口额为282.69亿美元，相对2001年年比增长19.9%，2003年则达到了403.06亿美元，年比增长42.6%，到2004年进口额更是达到了507.2亿美元；电子技术领域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50%左右的年增长率，至2004年进口额达到了772.0亿美元。

　　而与技术产品进口额高增长相映衬的，则是国产品牌产品市场份额的逐年下降。

　　国产手机巨亏背后：

　　“OEM是鸦片”

　　据新华网5月15日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销量份额连续第9个季度下滑，并首次跌破40%关口，至36.9%，创3年来新低。

　　这不禁让人心酸，然而令人倍感“凄凉”的远非这几个数字。4月18日，波导发布其2005的年报，该公司05年销售收入为90.8亿元，净亏损 4.71亿元，同比下降了327.13%；两天后，海尔电器发布的财报显示：其手机业务去年带来亏损额高达4.33亿港币，公司现已忍痛将其剥离。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国内厂商退出手机市场的消息就从来没有停息过，熊猫、科健、南方高科、迪比特、厦华……但赛迪顾问与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观点都认为，这种“灰飞烟灭”的故事仍要继续下去。

　　对于国产手机的现状，计世资讯副总经理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塑造自己核心竞争力，一时还可以，但想维持下去很难。

　　“中国手机产业一直都是一个OEM、甚至是ODM的模式，只是做组装，这种模式在前期确实能够取得一些好的市场效果，但大规模生产和低廉的劳动力是不可能成为长远发展的动力的。”郭海涛说。

　　国内某著名品牌手机厂商的一位高级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之前，国产手机的毛利率平均在2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能打到30%。但随着竞争的加剧，毛利率大幅下滑，现在平均也就在10%左右了。

　　据这位经理介绍，不要说芯片等核心元件，就算是一些中高端机型的开模、注塑、彩喷都要到韩国去才能进行，国内根本做不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绝大部分中国手机厂商做的事情就是从世界各地采购最先进技术的芯片、关键配件、原料甚至软件，在国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拼凑到一起，然后再到世界各地寻找买家。”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的见解，似乎更加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国产手机的问题。

　　“国产手机赚得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微薄的‘辛苦钱’，所以有人说，OEM是鸦片，会给你短暂的兴奋，但是等你到了只能依靠它度日的时候，那你已经必死无疑了。”海尔集团的一位副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赛迪顾问消费电子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高级分析师蒋利峰的看法是，缺乏核心技术不仅是国产手机的问题，甚至是整个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越来越多的产业沦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最下端，消耗大却利润低微，还要受制于人。”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尹蔚燕对此现象深表忧虑。

　　“比如在计算机行业，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链中70%以上的利润；而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厂商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们的联想、TCL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只能拿到6%左右。” 尹蔚燕说。

　　“技术黑洞”不容回避：

　　科技投资怪圈是根源

　　早在2002年8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中国的产业发展要警惕陷入的“技术黑洞”，因为技术依赖比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危害更大、更难以摆脱。

　　“技术黑洞”，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的缺失，导致其产业发展依赖于发达国家，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核心硬件、系统软件大量依赖进口，从而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

　　但直到今日，“技术黑洞”现象的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贸易技术边界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不可贸易技术的边界确实在逐步扩大。” 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对这种“技术黑洞”现象的存在表示认同。

　　“贸易边界与一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研发能力越强，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大；研发能力越弱，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小。当然它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房汉廷说。

　　“基本上中国现在所有的产业，都面临着陷入技术黑洞的危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主任巨建国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的观点更为激烈。

　　“手机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竞争行业，状况还比较好一些，它要逃离‘黑洞’、进而与国际大企业比肩的问题可能还不大；而真正的国家工业的基础产业，现在很多还是完全依赖引进，这才是更加令人忧虑的事情。”巨建国说。

　　“虽然我们不愿去承认，但黑洞的存在已经不可否认。”巨建国反复强调：“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他认为仅仅是讨论、抱怨是没有用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去解决它。”他说。

　　巨建国认为，建设创新性国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加大是不用怀疑的，但投资转化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话，那投资再多也是没用，“我们还是会在黑洞里面。”他说，“我们的科研经费常常是变成论文、专利，而不是生产力。我们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水平和转换效率太低了。”

　　巨建国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美国此次在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伤亡很大，因此希望搞一个“测地雷达”，用于勘测地下的炸弹。于是，国防部就在网上发布“需求一种测地雷达”的信息，其目标是能够测出土质炸弹，而所有的公司，无论是军工公司还是民用公司，只要有这种技术储备都可以来投标。

　　“创新是逼出来的。”巨建国说。现在作为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国家科技投资的90%流向了他们，但是他们创新的动力和成果不如很多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钱是国家给的，而且来得很容易。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巨建国认为是由于对技术成果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的度量，国家常常是把钱撒完就完了，而对科技成果常常是描述不精确或者根本不描述，这样虽然有利于逃责，但不利于整个国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而且“一个项目中参与研发的人数以算术基数增加的时候，总设计师解决的问题数量是要以几何基数增加的。” 据巨建国介绍，同样一个产品，中国参研的工程师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现在我们国家对工程师的素质要求和培养、提拔制度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巨建国很痛心地说，一个美国人曾经对他放言：“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面。”巨问其原因，美国人说：“就因为你们的人员减不下来。”

　　完整的产业链是创新的关键

　　“除了体制、投入、研发能力等等问题，实际上，自主创新还存在一个产业链的瓶颈。” 计世资讯资深分析师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我们有些芯片的研发能力也很强，但是芯片制造跟不上，设计出来造不出来。”

　　郭海涛举了“视美乐”的例子，它是几个清华的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由于它是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当时很有影响力。

　　据郭海涛介绍，视美乐是做投影仪的，产品全部是由自主研发，自己拥有核心技术，而且技术非常好。但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视美乐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投影仪上的灯泡，国内没有企业生产这种灯泡，而到国外生产成本就要2000多块钱。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做的，虽然便宜但质量达不到，因为他们的灯泡是用嘴吹出来的，精度很高的投影机的灯泡还是用嘴吹，其质量完全掌握在吹灯泡师傅的能力上，看来很可笑，但是它反映的问题很严肃。”郭海涛说。

　　《中国经济周刊》对视美乐公司进行了调查，目前该企业仍然存在，但当记者问及那几位当年被称为“学生总裁”的创业英雄时，公司方面称“您说的那几位先生早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去向我们不清楚”。

　　记者后来了解到，视美乐公司在几年内一直被卖来卖去，几经转手，目前仍在清华旁边的“孵化器”(科技园区)内“孵化”。

　　“视美乐已经不行了，因为它的产品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化。如果它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不用花几万块钱去买外国的投影仪了。”郭海涛也很无奈。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技术很好，在实验室阶段很好，但一到产品话不成了，产业化就更不行了；自主创新很好，但没有产业化的平台，产业链也不完整。要真正做到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还非常多。”郭海涛说。

　　“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没有核心技术、只能靠引进和技术跟进；利润低微、只能靠价格战取胜，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韩国有过，拉美也有过，但显然两者现在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自主创新。”

　　“虽然各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房汉廷说。

　　从2003年开始，房汉廷就全程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战略研究、纲要编制和配套政策起草工作，这其中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规划：

　　“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投入总量将超过9000亿元；投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房汉廷对此充满信心。(摘自中国经济周刊)